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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日本
我在“妖魔”的日本写给互联网上仇日的人们
凌焱
言者无罪
日本的小和尚 （朝日新闻2003年8月5日 东本愿寺的得度式）（小和尚和本文无关）
二零零三年三月,我从京都去东京会见从北京来的中国国内朋友。我向他们了解中国国内ＳＡＲＳ的情况。朋友们都是一脸的不关心和无所谓，尽管他们差不多都已经通过小道消息知道北京也出现了感染者。
那个时候，我很着急。
我通过电话和伊妹儿向中国国内的家里人了解国内ＳＡＲＳ的情况，家人也同样对ＳＡＲＳ没有多少了解，还开玩笑说我在日本染上了洁癖，告诉我，中国肮脏的环境早就磨练了国人的抗病能力。我变得有些气愤，因为我在ＮＨＫ的电视新闻中早已得知，日本的四十七个都道府县已经全部制定了应对ＳＡＲＳ的紧急对策，而在中国的卫星电视里,一位政府要员居然当着中外记者的面毫不脸红地宣称北京很安全。现在，我不气愤了。因为整个中国也都急了，整个中国都在上演亡羊补牢的经典剧目。现在，似乎每个人都意识到了病毒对生命威胁的严重性，网络上的半壁江山都是“非典”的消息。但在这个时候，不好意思，我想把话题转移开。从ＳＡＲＳ转到日本。
我不知道，通过这次的事件，将来的中国能不能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即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是国家发展的唯一命题，日本这个国家已经多年经济零增长了，还有负增长。但是我看到日本在很多方面仍在扎实甚至是快速进步，把中国甩得更远。中国现在的"景气"难道不正是把本来应该在日本取得景气的因素"转嫁"到了中国而来的吗?
我在日本已经呆了近二十年。我的唯一兴趣就是在有空闲的时候，开着车到处走马观花。十多年来我走遍了几乎整个日本，尽管多属走马观花，但是对日本的观察越深刻,我心里的震撼就越大。这个活生生的日本是与我来日前生活过三十多年的中国相差多么远啊:"一衣带水"的邻邦却与中国有着"天渊之别"!日本与中国有着多么深厚的联系，又有着多么巨大的差异啊。
我虽然身在日本，却常常思考中国的问题，我想这是跳出五行之外，反而看得更清楚的缘故吧。我深刻地感觉到，惹得中国人"热血沸腾"的根子其实不在日本，还是在中国自身。对比日本社会，反观中国社会的现状，透着一股浮躁之气，害人害己。
我感到有必要把我在日本的见闻讲出来。我不是呼风唤雨的官员，也不是研究室做学问的学者，我只以我个人的角度，以我的责任，并以我最大的耐心试图说服任何一个人够改变他们对日本的成见，哪怕就一个。
“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今年是中日恢复帮交30周年纪念年。
正是在这样的口号下、在两国官方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底下，民间对对方的不信任感都达到了３０年来的最高峰，无论是读卖新闻，还是中国青年报，调查数字都显示两国年轻人越来越讨厌对方了。
这种不信任局面的产生，当然与日本各界，尤其是右翼的表现有着直接关系。但是我也感到，中国自身在这个问题上难道就没有问题吗? 在多年以来的对日本以及日本社会的固定词句的教育之下，导致媒体缺乏对日本社会方方面面的真实报道，中国的互联网上更是充斥仇日情绪，少有认真的思考。我感到一种危机，中国的网络舆论有着妖魔化日本的倾向。
鲁迅先生在《透底》中说：“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眉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所以倘有外国的谁，到了已有赴宴的资格的现在，而还替中国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
读了这样的文字，我才斗胆敢顶着“汉奸”，“媚日”的骂名，来讲述我所了解和感受的真实的日本。
目前的这个日本，在美国的改造下，它已经从一个军国主义国家脱胎换骨一个西方意义的民主主义国家。日本自从战败后，国内一直存在着和平主义思潮，尽管时高时低。反战仍然是日本社会的主流。日本存在右翼势力，但是右翼势力不是洪水猛兽，西方各个国家都存在右翼势力，他们的政治观点主要是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和中国国家的时下的民族主义愤怒青年别无二致。令人担忧的是极右势力的发展，但是这部分势力的影响不是主流，而且在日本的民主制度下，这部分势力的发展应该讲是有限的。
日本是个实行西方政治制度的民主国家，所以任何人都有他的发言权，包括极右势力，这一点国内的同志需要理解。思想无罪，言者无罪(中国国内的人们理解这段黑字的分量吗?)!只有日本的极右或者极左势力采取危害社会的行动时，日本的警察才能够出来镇压。
看今天日本的政局发展，不能脱离日本的政治制度。日本战后讨论修宪几十年了，但是在日本的民主制度下修改宪法谈何容易。日本在战后制定的和平,无核,无军队··的宪法的修改是能够简单通过一亿日本老百姓吗。我可以断言，日本这个国家已经不可能首先对外发动战争了，除非它遭到了其他国家的侵略。日本人对战争记忆深刻，让日本的年轻人重新拿枪去打仗，简直是天方夜谭。复活军国主义，没有日本人愿意去。
但是,在今天的日本国内,"自己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受害者意识"年年强烈,记得在我来到日本的八十年代,公司对来公司工作的外国人技术者组织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广岛原子弹轰炸纪念馆。我本来就想去参观,因此毫不犹豫地就去了。但是在"原爆广场"旁边坐下休息时,日语翻译(那时我连一句日语都还不会说)对我说:"我已经来过20次了,这完全是一种洗脑···"。当时我还觉得这位翻译似乎说得太过分了一点。但后来。每当进入八月。无论是NHK或地方电视台,还是新闻,都清一色地报导"广岛原爆"和"长崎原爆"···我想,如果有一位来自宇宙的"地球外生物"来到日本的话,他(她?它?)一定会认为日本人是那次战争中最最受到战灾,最最可怜的民族了!? 那么中国的2500万牺牲者呢?他们的英灵能安息吗? 我的一位朋友(据我估计大概还是日本共产党员呢),她的舅舅在湖南长沙"战死"了。我给她说:"日本人在湖南长沙进行的哪是什么"战斗"呢。哪是对长江里飘流的渔民的一场屠杀(我这是根据她给我提供的资料上就这么记载的)所以你的舅舅之死,恐怕不是军队对军队的"战死",而是被渔民们的反抗斗争中死去的"。她并不能理解我的这句话。
日本的教育体制和中国有很大的不同，日本并没有一份全国统一的教科书，只有文部省的教科书审定委员会。我不了解美国等其他西方国家的教科书发行体制，但是在日本，出版教科书比较自由，而学校采用哪种教科书也有很大的自由度。如果政府要干预，那是要打官司的。所以日本有否定侵略历史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教科书，但我也亲眼见过白纸黑字上写着“侵略”的教科书, 我也认识在那样的教科书下教育出来的,对中国怀着友情的中学生。（这样讲不意味着我同意歪曲历史的教科书和日本文部省的做法）。
在中国的一些媒介上,经常流传一些到过一次日本,或见过一个两个日本人的人写的"印象记"，他们把日本人一个个刻画成全都对世界大势了如指掌、对中国嗤之以鼻,高发谬论,最后遭到我爱国人士的断言谴责而哑口无言,等等漫画式的人物。很多中国人对着这些议论唾沫飞溅，爆发爱国热情，发誓踏平日本列岛，搞一个东京大屠杀。我很怀疑这些议论是从何而来。我的周围都是日本人,包括各个阶层，各种政治观点的人士，这样长于辩论的日本人，直白地批评某个国家的日本人，恕我见识短浅，一次也没有碰上。
因为中国曾经遭受日本的侵略，一方是侵略者,一方是被侵略者,所以侵略者的一方需要反省。作为被侵略国的中国难道不需要反省吗? 我认为,中国人也应该反省而不仅仅是记住仇恨。遗憾的是，中国的反省还很不够。
对日本人来说,中国与韩国不同，中国是一个大国，古来日本人就崇拜中国的大国风范，直到现在,对中国报有好感的日本人要比喜欢韩国的人多得多。日本人对中华文化始终是尊敬的，尽管他可能不欣赏当今的中国。尽管他们口头上不一定全都承认，在文化上，古代中国是日本的“母国”。在东京的靖国神社里,供奉着东条英机的牌位，但是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恕我孤陋寡闻，很少听到美国的谴责之声。于是，我又很怀疑，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有阴谋诡计，是不是坐山观虎斗，还是美国人真的大度？（这样讲并不表示我赞同日本的上层人士参拜靖国神社）
中国近代以来有见识的政治家对日本都有深刻的认识，从孙中山，蒋介石到毛泽东，周恩来，尽管那个时期的日本错误地选择了模仿西方列强，不耻于与“支那”为伍的道路。但是，战争让日本吃尽了苦头。战前战后的日本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尽管他们的“谢罪”扭扭捏捏，但是就反省而言，的确还是深刻的。尽管近来对于麦克阿瑟将军的争议越来越多，但是日本人没有不感谢他的，是他把战争机器的日本改造成了民主主义的日本，是他,让日本不再生产飞机大炮而是老老实实种最优良的水稻，生产品质最好的缝纫机。如今的日本是··如果哪个首相，哪个政府宣布日本要打仗，那么它离下台就不远了。如果哪个自卫队员真的死于战祸，那在日本将是一场轩然大波。
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也是人，其中有好人，也有坏人。
日本的年轻人热衷于欧美文化，对他们而言，个人的享乐高于国家的利益，真正关心政治的年轻人很少，但是关心者的确是精英。日本的老人彬彬有礼，除了生活优越之外，和中国的老人没有什么两样，他们也爱唠唠叨叨，也是看不惯时下年轻人的种种言行。也爱忆苦思甜，常常讲起战后初期光脚丫上学，吃不饱肚子的艰难日月。日本的老师很多也是“藤野先生”，对于外国的穷留学生并没有“另眼相看”。
１００多年前，中国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于日本海军，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但是那个时代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并没有因此而敌视日本，反而以日本为师，从百日维新直到掀起留日学生高潮。那时从日本学成归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与留学欧美的青年一起，高擎起新文化运动的大旗，发起了五四运动,影响深远。
历史经验告诉中国，不要以向日本学习为耻。这个邻国，让中国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包括正反两个方面。我认为每一个从事和日本有关工作的同事同志同僚，应当意识到向同胞介绍日本的真实情况的重要性。
300,000 与 22,000
回顾日中的历史,每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应该牢记历史教训，而不仅是仇恨。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就象是流行性感冒，每一年都会在中日两国间发作一番。二零零二年的八月十五日的那一天,有八万日本人冒着酷暑去参拜了靖国神社。绝大多数去参拜的都是普通的日本人，大人拉着小孩，在神龛前为半个世纪前的亡灵合掌祈祷。我当然知道，这八万日本人必定不是什么单位组织而来的，用中国大陆常用的词句，那叫自发活动。
今年二月，我和太太到冲绳旅游，我们来到遥远的南国乐园。最后一天旅游团的安排是参观冲绳大战的战场遗址。日本人，韩国和北朝鲜人，中国台湾人，美国和英国人，「22000」战没者的每一个名字，清清楚楚地刻在排成林的黑色大理石上。当然,广岛的原爆纪念馆里,已经被查明的每一位爆死者的名字都写在名簿上,每年都在隆重的仪式中,拿到太阳底下翻晒。典型的日本行事风格。
我在那里回想起了我的故乡南京的江东门的大屠杀纪念馆。比起冲绳的纪念馆,长崎和广岛的原子弹爆炸纪念馆来，我以为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无论是设计还是陈设都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即便如此，它是中国凭吊大屠杀遇难者的唯一纪念建筑。
纪念馆的石碑上用中日英三国文字刻着：遇难者"300000"。很遗憾，这竟成为日本右翼跳出来否定侵略历史的口实。但是遗憾的是:这"300000"的数字,真的缺乏根据。这"300000"的数字到底从何而来? 当然,听说这个数目是根据当时留在南京的欧美人的日记来整理的,比如,一个埋尸坑里,按直径来"推算"可以埋多少人多少人,那么有多少个坑呢,也由此"推算"出来的吧。
我想这是为什么呢? 抗日战争之后的中国历史仍旧是腥风血雨，内战内斗连绵不断，搞得中国没有时间和精力来整理确凿的遇难者名册。而当时日本人攻陷上海滩,锋芒直逼紫金山时,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只忙着携金带银的往重庆跑,恐怕连南京的"户口本"都给扔了吧?即使有南京市的户口,当时逃难到南京市内的周围的农民的"户口"恐怕也不会有吧!
中国人尤其是无名之辈,从来也不会被当成人来重视的,记得当年在大学毕业之机,下放到军垦农场劳动时,军宣队(恕我多嘴,不把全名写出来的话,恐怕连我自己也会忘了吧: 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干部,在出发前的训话中说:"你们都是毛泽东的小卒而去这块广阔的大地劳动锻炼的,小卒就是小卒,不是什么车马炮,你们要老老实实拜劳动人民为师···" 可是小卒还有自己的名字吧。
我又回想起二十年前,我在日本的工作结束后,留在日本上学。我兴致勃勃地去大阪的总领事馆登记。可是吃了一个闭门羹。领事们说:"我们不能给你登记,因为你还缺几个国内文件。",我回答说:"我来登记,是我作为中国公民的义务,是我在这里的具体存在。你可以在我的名字后面写上"他还缺几个文件",但也不能不给我登记呀,我要是在日本出了什么事,你们知道吗?" 领事冷笑着说:"那你少给我找麻烦好了!去去去去去!,下一个!",说着,把我的护照从窗口扔了出来,满脸堆笑地接待下一个来办签证的旅行社的日本人OL。当时,我从头顶上一下子凉到脚根。要知道,不登记的话,就连中国也回不去了,就是回了中国也回不了日本,就这样我在日本多年,没有回过中国了。我从领事馆出来,怏怏地走着,守卫领事馆的日本警察对我说:"我在这里多少年了,每天看着多少年轻人笑着进去哭着出来"。我常想如果在日本发生诸如北朝鲜轰炸日本的事件而丧生的话,没有一个中国人会知道我的存在吧。
每当飞机失事的消息或者国外什么事件发生,报纸上总是头版上这样登着:"邦人(日本人这样称呼海外的日本人)XX名已安全脱险···"
如此准确,如此叫人感动。作一个"邦人"真幸福呀, 的感情油然而生。
又联想到战国时代"魏志倭人传"中,关于"邪马台国"的位置记载:"···其北岸狗邪韩国七千余里始度一海千余里至对海国···"按照文中的记载,无论如何也不知道这些数字"7000里","1000里"的巨大数字从何而来? 按这些数字来推算"邪马台国"的学者们大伤脑筋。至今不得解。
李白的"望庐山瀑布":" 飞流直下3000尺","将进酒":"会须一饮300杯",秋浦歌":"白发3000丈,缘愁似个长",李商隐的"瑶池":"八骏日行30000里",看来大家都喜欢"3"这个数字呢,从300到30000···，难怪日本人不相信南京大屠杀的纪念碑上刻的"3····"了!? 由中国人对数字的不严谨度,中国人发布的数字的无根据度···,由这个数字发生的一切,中国人自身难道不需要反省吗? 我何尝"不赞成"这个数字。我估计,事实上可能还不止这个数字。可是,为了更好地恢复历史的一面,为了中国人民,也为了日本人民。中国人难道不觉得,应该有日本人那样的严谨的精神吗?
我家祖祖辈辈生活在南京中华门外。由于这场大屠杀,我的祖父祖母失去了南京的一切,把所有的房产扔在南京,把最小的叔叔留给了乳母,用全部金钱作为贿路带着六个孩子,上了去四川的运兵船···这以后,我出现了··
话又说回来,可是，了解南京的人应该知道，平时的时候，那里门可罗雀，只在某些特别的日子里，它成为一个进行政治教育的场所。很多人在单位的组织下到那里举拳头，发誓言。南京黄山六日游，也是今年来“假日经济”里的黄金线路之一。我不知道，这条线上众多的旅行社除了安排秦淮河的莺歌燕舞以外，有多少还加进了参拜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日程。可是我知道，对于到南京的一些日本旅游团来说，纪念馆是必去的地方，在纪念馆的大厅里，我看到日本中小学生亲手叠的数不清的纸鹤，还有一个又一个日本朋友敬献的祈愿和平的花圈。然而，包括我在内的中国中国人们，可曾想到掏自己的腰包去敬献一束小花呢？
我怀疑,这个纪念馆难道是专门建给外国人看的吗? 难道不是给中国自己反省历史,不是为了给中国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和血腥史的健忘民族的吗? 我在网上与那些开口闭口民族大义，控诉血泪历史的仇日愤怒青年辩论的时候，常常提醒他们与其在网上发扬阿Ｑ国粹，宣誓爱国热情，破口大骂日本，不如去干点儿实际的事情。比如自掏腰包去参拜一趟大屠杀纪念馆，哪怕就献一束小花，哪怕就扫扫纪念馆的庭院，除除杂草。遗憾的是，这么爱国的建议，没有一个愤怒青年来响应。
去年秋天，小泉首相访问平壤，揭开了朝鲜绑架日本人的惨剧。朝鲜政府告诉日本人，那些“正常死亡”的日本人的坟墓，已经被洪水冲毁了，尸骨找不到了，你们就死心塌地跟我们正常化吧。日朝间的是是非非，不知什么时候能扯清楚。我杞人忧天地是几万志愿军烈士的陵园。那么些年了，坟头的野草该有多高？或者，早就像日本人的坟墓一样，被洪水冲得无影无踪了？葬身异国的忠魂们，你的祖国的人们有谁来在你的坟前掊一抔新土，敬一束鲜花？
美国人树立起了越南战争纪念碑，朝鲜战争纪念碑，镌刻下每一位阵亡将士的姓名。而中国，要到哪里凭吊那些葬于异国的烈士呢？一个有着悠久修史传统的国度，一个有着汗牛充栋的历史典籍的国度，至今还在为谁是抗日战争胜利的中流砥柱而争论不休，你能在日本人面前理直气壮地拍着胸脯说老子是天下第一正确的历史认识？中国常常敲打日本要以史为鉴，但是包括我在内的中国自己，中国这个有着无数形容词修饰的民族就真的以史为鉴了吗？在真正的历史面前，中国真的就那么理直气壮？
历史究竟是什么？难道只是手上的一张牌，只有在日本右翼出来否定侵略历史的时候，中国人才把全套花色的历史纸牌拿在手上，抽选出最具杀伤力的红桃埃斯，就能灭掉日本右翼的嚣张？不是的!
历史是中国人每个人心头 — 永远的痛，揪心的痛！也应当是日本人每个人心头—永远的痛，揪心的痛！
我们都不要战争!
"国"与"家"
我有时候看着网络上那些对日本无知的谩骂,对异见残忍地挞伐，我就思考，对于法西斯思想，中国人自己未必就有天生的免疫力。历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我常常抠问自己。于是满脑子都是淋漓的鲜血。有太多的遗憾和痛处。对于一个真正爱好和平的人来说，憎恶和愤慨那些杀人的和教唆杀人的人，不分国籍。
我来到日本后,参加了一个"日本和中国的现代词汇的研讨会"。我才注意到一个不为中国人所周知的事实: 从毛泽东的两论:"矛盾论","实践论" 开始,中国语中的大量词汇就来自日本! 就连中国人津津乐道的 "爱国"，"爱国主义"这些个词语，也来自于日语，也更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口头禅。看战前战中的日本资料时，这些词句特别刺眼。
有一次在大学图书馆里翻看一本日本人写的关于中国国民性的旧书。其中提到: 汉语中本来没有“爱国”这个词，“爱国”的概念是从日语反哺回汉语的。原因是中国人古来“国”和“家”是分离的。一个普通中国人，可以爱家，因为家是自己的，不可以爱国，因为国是君王的，贸然爱国，是要杀头的。所以中国老百姓“家”和“国”分的都很清楚，中国人是典型的家庭主义。
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家主义潮流日盛，爱国之声不绝。也感染留日爱国志士，遂将“爱国”一词燃遍中华大地。当年的日本，爱国主义这些个词语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口头禅。在爱国的崇高名义下，许许多多的日本青年人献上了宝贵的生命。在冲绳《姬百合》女护士队纪念馆里，幸存下来的女护士向大家讲解战斗的惨烈。有一句话令我难忘:" 我们当年被教育要爱这个国家，可是谁也没有教育我们要爱护自己的生命”,听众们，每个人都套着一件白色Ｔ恤，上面写着一个大大的阿拉伯数字：９。这是"永久不要战争"的"久"的日文发音,也正好是中文发音。这是爱好和平的人发出的永久放弃战争权利的誓言。
我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对一个真正爱好和平的人来说，憎恶和愤慨那些杀人的和教唆杀人的人，不分国籍。 但是,如今日本人不讲“爱国”了，倒是中华大地“爱国”之声不绝于耳。我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很多青年朋友们手握的爱国利器，其实传承自军国主义者的衣钵。在不知道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不知道历史的真相，不知道战争的嗜血本性的时候，"爱国"真的很危险。我想说明的是，我理解的历史教育，不是仇恨教育，不是政治教育，而是对历史真相的忏悔和反省的态度，和对历史的无辜牺牲者冥福的祈祷和追思
私底下问，在真正要在国和家中做出选择时，中国会有多少人先选择国，后选择家呢？
“Ｋａｔａｎａ”和日本刀
北京的军事博物馆里，陈列着各种各样的武器，包括从旧日军那里缴获来的坦克和大炮。一位日本朋友参观之后叹为观止，说是如果在日本的国立博物馆里如此大规模地展出这些杀人武器，恐怕反战和平人士会提出强烈抗议。
的确，日本缺少这样展览近代武器的博物馆。但也不是没有展览的地方，同样的大炮，也陈列在东京的靖国神社。在东京的国立博物馆里要说有武器的话，那应该是日本刀了。不仅在国立博物馆，我在日本各地，哪怕是小镇上的乡土民俗馆里，曾多次看到古代武士的铠甲和日本刀。同样的日本军刀，也躲在北京军博不显眼的角落里，那是许世友将军的个人珍藏。
经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岁月，殷红的鲜血几乎没有在这些刀身上留下些许斑点，依然是那么寒气逼人。像众多日本文物一样，刀也起源于中国。从日本国宝——平安时代的刀上，中国很容易辨识出剑的痕迹。但是，不久它就弯曲得没有“唐刀”的模样，如同茶道，盆栽和禅一样，变成了英语里头的“Ｋａｔａｎａ”，代表东洋。这些中国老祖宗的东西在英语里堂而皇之地发着生涩的岛国之音。
刀的制作技术传到日本之后，日本人把它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很快就“反哺”中国。到北宋的时候，日本刀就已经大量输入中原了。欧阳修曾作《日本刀歌》，称赞其精良：
昆夷道远不复通，世传切玉谁能穷？
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
鱼皮装贴香木鞘，黄白间杂鍮与铜；
百金传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凶。
到了明朝，日本刀更成为日本出口我国的主要物品，据说进口数量超过２０万把。而且，随着倭寇在我沿海的作乱，日本刀和刀术成为我海防官兵研习破敌之法的重点，名将戚继光对此有兵书传后。到了近代，脱去武士装束的旧日军将军们依然佩服军刀，并把它留在了中国战场上，到了中国将军的手上。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以《菊与刀》概括日本文化的要义：“好战而祥和，黩武而好美，傲慢而尚礼，呆板而善变，驯服而倔强，忠贞而叛逆，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
。但是，我觉得不仅如此。日本刀不应当仅是好战和黩武的象征，像其他日本文物一样，日本刀也透着简练，纯粹跟极致。
有时候，中国会觉得，日本文化里头有很多刻板的形式主义，但是细想下来，那些一版一式的形式，却透着不分时空，从武士到庶民同一的功用，更接近本质，比如茶道与花道。日本刀也一样，它有自己独特的缺之不可的形式，但是你看日本的武侠片中，武士的一招一式完全不同于中国的武侠，缺乏华丽的过程和套路，却干脆地结果生命。
日本著名影星，有着日本周润发之称的中井贵一在参与拍摄何平导演的电影《天地英雄》时，谈到他对中日两国武侠的看法：“中国剑客使用的剑法大都是比较华丽且动作比较绕，而在日本的武士电影中，武士的刀法大都是走直线。”
这样的刻板而又简练的精神与要义依然流淌在当今日本人的血液里。
如今，日本在拥有亚洲最完善的西方意义的社会制度的同时，也在亚洲国家中最好地保持了自己的传统文化。而且，在两者之间，似乎看不出有什么“违和感”。所以，不管他们再怎么脱亚入欧，脱欧入亚，再怎么“汉才和魂”，“洋才和魂”，总让人一眼就识破他独树一帜的日本气质，无论他大摇大摆地穿着和服还是燕尾服。
火车登场：中日不同的开国历史
大凡西洋器物来到东洋，总先是争斥的奇技淫巧，到后来则成为争食的香饽饽。这一点，既同属东洋，中国和日本没有什么两样。但是，问题总有个度。度的不同，导致近代以来两个亚洲国家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其标志就是明治维新。其实，西洋人的坚船利炮一来，大家都知道是挡不住的，也得要洋人的那玩艺。但是中国为什么只有洋务运动，就没有明治维新呢？
讲讲两国的开国故事——火车登场。
日语里头管火车叫“汽车”，初学日语的学生经常被老师提醒，日语很多词跟汉语同形异义，如“手纸”是书信的意思，“汽车”也是一个。不管叫“火车”还是“汽车”，它都来自西洋。马克思说，１９世纪的两大事件是火车的发明和美国的淘金热，日本文豪森鸥外称１９世纪的两大发明是火车跟哈特曼的哲学。不管第二项是什么，但是对于火车在近代登场的重要地位，大家都毫无异议。
但是这么一个在当时的人们看来的庞然大物，其在东洋的登场也非一帆风顺。
１８５３年美国海军佩里提督的黑船汽笛一响，不仅送给日本一个《亲善条约》，也送来了一个火车模型。立刻，随着这位被刻画成妖怪具有伟大力量的大胡子美国人在江户风传，尽管日本人还没有见过真正的火车，但江户的画家们已经凭着这个模型和自己的想象描绘火车这个庞然大物了，牟利的商人开始出售绘有火车机车的“锦绘”。
明治维新后的新政府，作为富国强兵的国策之一，开始考虑修筑铁路的计划。但是当时的新政府实在没钱，修筑铁路就必须向英国借钱，开国诸公遂以为“国耻”，而将此计划搁置起来。
明治２年（１８６９），日本的东北和九州地区大米歉收，而北陆地区则大米丰收，这个时候修筑铁路的重要意义就显现了出来。在英国顾问的建议下，大隈重信和伊藤博文左右两大臣决议修建铁路，但是反对之声依然甚强。尤其是日本陆军，因为铁路计划通过陆军用地。无奈之下，老谋深算的伊藤抛下大隈一个人收拾难局，自己则巡游欧洲去了。爱拼不输的大隈重信居然顶住了军方的压力，强行征用陆军土地，成功修建了日本第一条铁路。伊藤回国后，看到大隈居然修成铁路，惊叹万分。
明治５年（１８７３年），新桥到横滨的第一条铁路开通。
火车的登场立刻引来无数好奇的日本民众，人们纷纷争购车票坐一坐火车，于是火车票也成奇货，其价格要比其他物价高出许多。即便如此，即使没事，大人孩子也都来体验坐火车的感觉。
“汽笛一声别新桥，我的火车要出发——” 这是日本当年有名的《铁道之歌》，被编入小学课本，广泛传唱。
还有一则笑话。火车刚在日本开通时，有一号称全日本跑得最快的怪僧听说火车跑得很快，十分不服气：“拙僧从不相信会输给夷狄发明的机械。”
于是一场滑稽的赛跑在怪僧和火车间展开。汽笛一响，火车跟怪僧从横滨车站一起出发，渐渐的，怪僧的路径和铁道分开，看不到铁道了。怪僧丝毫没有松懈，保持最高速度，一路向新桥跑去。日头西斜，怪僧终于跑到了新桥车站。回头一看，一列火车正向站台驶来。怪僧顿时举手欢呼：“看吧，火车跑得没有我快！”
其实，怪僧是跟早上第一班火车一起出发的，等他跑到终点，看到驶进站的列车，已经是最后一班了，这段时间，火车已在两地间跑了４５回。
笑话和颂歌献给巨无霸的火车，这就是日本民众的态度。
我也想讲讲火车在中国登场的历史。
其实，火车在中国的出现要比日本还早，但也更复杂的多。所以，关于中国第一条铁路诞生在何处，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官方民间，没有定论。
如同明治政府的英国顾问一样，在北京的英商集团也极力向清廷推荐修筑铁路的好处。１８６５年，他们甚至在北京宣武门外修筑了一条１华里长的试验性铁路，向清廷推销。但是，“英明”的清政府“敏锐”地洞察了洋人妄图通过修建铁路达到控制我内地，掠夺我资源的险恶用心，严词予以拒绝。这一下，就落到了日本的后头。
１８７６年，中国第一条真正用于运输的铁路在上海诞生了。这就是由英国怡和商行修建的从上海到吴淞的长约１５公里的营业性铁路。然而，这条铁路仅经营了一年，就被清政府以２８.５万两白银赎回并拆除了。理由是未获政府批准，采取种种蒙蔽手段擅自修建，属于私接乱造，并且机车竟妄称“天朝号”。如此名不正言不顺的铁路，当然要清理门户。要建，也要中国国人自己建！
五年之后，１８８１年，在清政府的批准下，在北洋大臣李鸿章支持下，在他的地盘里，为了运输煤炭，修建了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这回该扬眉吐气了吧。熟料铁路的出现却没有吸引来像日本民众那样好奇的目光，而是从乡绅到百姓的一片反对。火轮车隆隆作响，怪模怪样，状如妖怪，此等蛮夷怪物，搅扰了先祖几千年了的安宁，这还了得！可怜李鸿章雄心一片，却自叹连伊藤博文都不如，他又怎敢有大隈重信的胆量？无奈，吞云吐雾，面貌可憎的蒸汽机车被卸了下来，换上擅驮重物，又会鸣唱动听自然之音的骡子到铁轨前拉车！好个似驴非马的中国式火车！
１８８７年，在远离北京的不毛之地台湾，巡抚刘铭传获朝廷恩准修建基隆经台北到新竹的铁路。经历千辛万苦，1893年铁路终于完工，但是好景不长，两年以后，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时代变了。现在，在日本，曾经的“国铁”不堪亏损重负，解体民营。
而在中国，修建铁路被视为政绩和献礼的象征，象征着昌盛和进步。中国还维持着庞大的铁道部。据说当年朱总理当年刚上任时改组部委，在拆分铁道部的问题上遇到的阻力最大，所以，电力部都没有了，铁道部还在，谁敢砸我铁路饭碗！如今，中国已经成长为名副其实的第一铁道大国，但是，运营列车的时速只有日本新干线的一半。
初次乘坐日本的新干线时，让我彻底改变了火车"时速60公里"的偏见。新干线的时速是287公里! ２３年前，邓小平访问日本时也曾乘坐新干线，当被记者问到有何感觉时，他虽然不露声色。但是一趟美日之行回国后，他更坚定了改革的路线。
日本大米味道为什么这样好
记得新加坡强人李光耀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日本应当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仅是局限于教亚洲人种最优良的水稻，生产品质最好的缝纫机。日本的大米品质好，而且也多得吃不完。于是，吃不了的大米用来作谈判的筹码，援助粮食短缺的朝鲜。日本和朝鲜两个国家如此之近，而且地理条件并非天壤之别，为什么稻米产量如此悬殊呢？看书上说，日本的水稻种植技术还是从朝鲜半岛传过去的。我奇怪，日本怎么就没有严重自然灾害影响粮食收成的新闻呢？莫非日本列岛天然对自然灾害就有免疫力？
其实，虽然当今的日本仓廪充实，但他们也曾经有吃不饱肚子的时代。
二次大战中，日本开始实行粮食专控制度，农民的粮食全部由国家收购，这种制度在战后食粮短缺的时代不得不继续维持。今日东京的繁华商业街新宿当年就是出了名的黑市，市民到那里交换大米等生活必需品。直到５０年代中期，人多地少的日本才摆脱了粮食短缺的局面。但是，粮食专控制度却继续保留到８０年代才被废止。长期保留这一落后于时代的制度，我猜是出于日本人格外强烈的危机感。
１９７０年代，日本的大米已经开始多得吃不了了，但是国家仍然牢牢控制着稻米市场，半官方的“农业组合”的职员们依旧不厌其烦，挨家挨户教导农民要把稻米交给国家，而不是非法粮食商人。然而，收上来的大米国家仓库已经盛不下，没有办法，只好把多余的大米用来喂猪。大米成了猪饲料，象征了日本战后经济腾飞带来的空前富庶，然而这样的好日子已经永远成为历史了。
８０年代的时候，日美两国为开放日本的大米市场谈得不可开交。美国政府在加州农民的游说下，施加强大压力终于让日本打开了保护得似铁桶的大米市场。加州的农民知道日本人爱吃大米，而日本大米价格贵得离谱，以为他们的大米进入日本市场肯定有赚头。但是大米市场真的开放以后，如临大敌的日本农民倒松了一口气，因为美国的大米也好，泰国的大米也好，尽管便宜，但是品质没法和日本大米比。吃惯了“国米”的日本消费者对“洋米”一点儿也不感冒。
我参观过日本著名的大米产地新泻。路两边是连成片的金黄稻田，一直连到蔚蓝的海边，风景煞是好看。但是在连片的稻田里零零星星分布着长满野草的田地，就像一块块牛皮癣，显得极不协调。我很疑惑，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日本人，十分不满地告诉我说，这就是美国霸权的象征:"减担政策"。
原来，在美国压力下，日本开放大米市场后，政府借口说本国的大米种得太多，吃不了，需要限制水稻的种植面积，实际是要压缩国产大米产量，留出配额进口美国的大米。于是，一些稻田被强制抛荒，宁长杂草，不许播稻。虽然这些荒地的主人一样可以从政府那里领到不菲的补助金，但是看着土地荒废在那里长满杂草，而日本政府居然还为此往里贴钱，当然农民们十分不满了。
在日本除了对大米无微不致的关心以外,对其他的农作,牧产也无微不致。比如，北海道是著名的土豆产地，据说有一种土豆，为了让其更美味，农民在地里播撒黄油，说这样出产的土豆鲜嫩金黄，特别好吃。我还听说，日本的“和牛”牛肉特别贵，因为他们要给牛听音乐，做按摩。起初我还不相信，有一天看ＮＨＫ的电视新闻，居然报道说某牛肉产地的农民在夏天最热的时候，把他们的牛运到高原去避暑，秋季来临，今天这些养得膘肥体壮的牛就要返乡了！我的天，老牛同志享受的是几号干部的待遇！
日本上班族的第一号种子
日本工程师田中耕一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几乎是一夜之间，田中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上班族变身为家喻户晓的世界顶级的科学家。这是一个新版本的日本神话。和他自己一样，和许多人一样，诺贝尔奖的评审们把这么重要的大奖颁给田中这个小人物，让人吃惊。但是又让人感到天道酬勤这句老话的份量。
当年田中在发明那台后来导致他获奖的仪器时，唯一的奖励是从公司领到了合６００多块人民币的专利奖励费。而且为了专心科研工作，他主动放弃晋升的机会，一直是“主任”。这个主任在中国中国，连个科长都不是。就是这个小人物，没有博士头衔，普普通通的本科毕业生，鲁迅先生的校友，公司里的小职员，哆哆嗦嗦，慌慌张张穿着工作服跑到镜头前语无伦次地描述自己获奖的惊讶。如果这事情发生在中国，一定又给宣传喉舌提供了一个绝好的社会主义典型。
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民族的确是个内向沉默的民族，甚至有时候压抑得有些变态。但是沉默的日本人工作起来玩儿命，似乎他们的工作精神是不需要后天教育的。有一次去箱根旅行，返回东京时乘坐的大巴在高速公路上遭遇塞车，回到东京市内时已经是晚上９点多了。大巴行使在高架路上，从林立的大厦中穿行。隔着车窗我看到，在那一层层灯火通明的写字间里，无数的上班族还在埋头工作。我被这道风景感动了，正是这些上班族们的勤奋工作造就了日本战后５０年的基业。这些玩命工作的上班族，据说每周的工作时间高达６０小时。如今，他们中间也走出了诺贝尔奖得主。
很多日本学者，包括今年物理学奖得主小柴教授都批评日本的教育环境和科研环境缺乏个人激励机制。但是就是这样的环境却培养出了战后１２位诺贝尔奖得主。而且这１２位诺贝尔奖得主，无一例外都是日本国籍。然而，从来没有日本人跟我吹嘘他们日本是亚洲获诺贝尔奖最多的国家。
中国中国也有不少学者获奖，但是无一例外，都不是在本土获奖。华人诺贝尔奖得主们也都抨击大陆的教育环境和学术环境，的的确确，这样的环境中中国没有培养出一位诺贝尔奖得主。中国那么多院士，有几位敢站出来说自己的成果是世界级的呢。
我曾经阅读过杨振宁的讲演集和日本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汤川秀树的随笔集《创造力和直觉》。两位大师级人物的文字都很精彩引人，尽管似懂非懂，但是隐约感觉到杨的文字里有很强的儒者正气与正统的味道，而在汤川那里，却透着老庄的逍遥自在。或许两位顶级人物的不同境界，代表了中日两国知识阶层的不同。路甬祥，陈章良，这些熟悉的科学家的名字现在都有官职的后缀，但是却阻断了他们向诺贝尔挺进的道路。甚至在海峡对岸，李远哲也脱不了中国的传统，学而优必须入仕途。官至台湾哲学研究院院长。这样的情形，在日本是看不到的。
我觉得，就外表而言，中国人大体外向开朗，喜爱言谈（中国人口民族众多，此说连我自己也觉得偏颇，因为我本人也不善言谈），而日本人则谨慎拘谨，不善言辞。但是从内心而言，我觉得中国人的心还是沉闷封闭，拘谨放不开的，而日本人的心里则活泼好动，甚至还留着孩童般的傻里傻气。
小泉首相反复强调要把日本的“潜在力”“显在化”，田中的获奖只是揭开了日本实力的冰山一角。田中如果不获奖，他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上班族，就像大多数日本人一样，营造他们默默无闻的生活。我觉得，比起那些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人来说，这些上班族应该是日本最大的一笔财富，是日本的脊梁。
地上的星星
我这个人，已经过了追星听流行歌曲的年纪。所以给当今的“哈日”“哈韩”少年们讲谷村新司，讲CHAGE&ASKA恐怕会被笑掉大牙。日本的流行文化引领亚洲潮流，速度更新飞快，什么“MORNING娘”，那些１３、４岁的小星星们几年就换一茬。日本社会尽管老龄化非常严重，但是整个社会文化明显向年轻人倾斜，上了年纪，就意味着要退出流行的潮流。跟日本老人接触时，常让我感到尽管他们口头对年轻人很不满，但是心里头羡慕得要死，巴不得返老还童。
所以，在日本，一件东西是否流行，一定要看年轻人的脸色。那些开发流行商品的公司，都要去捕捉高中女孩子的脾好。但是，这种情况在持续１０多年经济不振的现今，也有了变化。据说，现在流行商品的开发商已经把目光转到了４、５０岁的上班族身上，凡是他们喜欢的，就会流行起来。比如日本歌坛的常青树—
中岛美雪。
她的《地上的星星》已经１４０多周居于排行榜的榜首，创下历史纪录。我也爱听这位“欧巴桑”的歌，从刚开始学日语的时候。王菲翻唱的《容易受伤的女人》，日文叫《口红》，旋律优美，百听不厌。这位特立独行的“欧巴桑”即是上班族们的偶像，每天夜里，日本的上班族们在加完班后，通常会拖着疲惫的躯壳到“居酒屋”（日式小酒馆）喝酒，或者去卡拉OK唱歌。《地上的星星》那雄壮的旋律，成为上班大叔们的最爱，久久回响在练歌房的各个包房里。
尽管日本经济持续不景气，但是说实在的，在我这个中国人看来，这个社会物质文明之发达仍然令人瞠目。要说日本社会最缺什么，我想应该是信心和活力。而中岛“欧巴桑”的歌则给这个社会注入了活力。
中岛的歌是随着一部系列电视片的热播开始流行的。
日本国家电视台ＮＨＫ从多年前开始播出名为《project
X》的纪录片，回顾战后50年来为这个国家甚至全世界做出巨大贡献的人们。一下子，那些默默无闻于历史的人们成了和娱乐圈的俊男靓女一样的名人。日本文化不事张扬，不以扬名为美德，这些尘封多年的故事，勾起了日本人对当年奋斗历史的回顾，也唤起了他们的信心。那些默默为公司奋斗，玩命工作的上班大叔们，从片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
我也爱看这部片子，几乎每集不拉。从电视镜头里，我看到了到中国内蒙古沙漠植树300万株的9旬老人，看到了冒着中东炮火拓宽苏伊士运河的工人。为了世界第一个碗装方便面的诞生，研制人员天天吃面，不怕胃口倒掉；为了研制成自动清洗下体的抽水马桶，员工们轮流蹲马桶，有人的屁股不幸被未调节好温度的沸水命中。在修复日本国宝金阁寺时，为了把天井上的金箔贴得天衣无缝，一个工匠连续１０几个钟头仰头作业，中间不上一次厕所——这些奋斗过的人们真的就像人间的星星一样，多得数不清，照人前行。
从中，我了解到战后日本经济腾飞的真正原因。那些所谓专家们说日本经济腾飞有这因素，那外因，其实狗屁不通。一句话，还是人家专心致志地玩命。一向不与世俗妥协的中岛美雪，首次答应在大年夜的红白歌会上登场，成为坊间一时的话题。但是她开出的登台条件是，不站在ＮＨＫ演播大厅的舞台上，而是在曾经让无数工人付出艰辛劳动的水库大坝的隧道里!
一位女歌手,把日本人从不况的冷风中,暖和了起来! 日本,看到了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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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報更新は２００３年９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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